战后日本数次大灾害都得到了自卫队的有力支持，特别是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自卫队更是大显身手，给地震支援与求助提供了有力保障。不包括后续的援助与重建内容。仅在灾害发生时，3 月11 日当日，就派遣了2 万人，12 日又指示动员了5 万人、13 日5 万人、到18 日共有人参与第一时间及最初救援活动，全日本含事务官在内的自卫队总人数为24 万人，该地震救援活动占了一半弱，可见其救援力量之大[32]。该次赈灾自卫队“战绩”也颇丰，共救济 名受灾群众，收容9408 具尸体，供水31 万吨、粮食支援386 万份，洗浴支援62 万人次[33]。当然，自卫队派遣队除灾害外，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危机，如古巴导弹危机、朝鲜导弹危机及钓鱼岛争端等。总体上，自卫队往往在安全危机中发挥非常态作用。自卫队因为有军队属性，因此在灾害救援的过程中其力量是消防与警察力量难以比拟的。

除上述危机管控保障力量外，日本还保有强有力的医疗队伍。在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传染病、中毒事件及其他涉及卫生领域，日本强有力的医疗队伍都为危机提供技术支持。另外，人民群众的力量永远不能小觑，即使再有力的救援力量与队伍，真正能够在“第一时间”救助的只有自己。日本民众有较强的防灾意识，诚然这也与政府的大力宣传分不开。从1960 年开始，每年9 月1 日为日本的防灾日，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企业等机构及普通民众都会进行防灾知识与思想普及、政府表彰贡献者（也包括惩戒违规违法者），进行不同级别的防灾训练，从1982 年开始，改防灾日为防灾日及防灾周，现已成为国民运动。日本人从幼儿员开始就参加各类防灾训练、演习与体验，在长期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养成了自救的意识与能力。日本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自救包、紧急医疗袋，人们熟知紧急情况下如何减少灾害损失，逃生技能也常备在身。普通住户居民都知道各地的避难场所、紧急求助方式等内容，这为灾害发生时自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任何类灾害发生时，自救者能占一半左右，因此自救环节及当地当时的民众力量并不能忽视。任何在现场的群体，即使是受害者，如果力所能及，也都会尽量为别人提供一些帮助，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因此全民性防灾教育与演练，从小接受培养的意识，生存技能也为日本危机防控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结语

长期的灾害多发与危机感让日本人具有了其他民族少有的危机意识，因此良好的灾害预防预案、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的危机管理制度都可以尽可能、尽最大程度让日本免受灾害之苦。在疾病传播方面，日本国民良好的卫生习惯与较高标准的卫生制度与管理体系共同维系了这一安全。如在2003 年肆虐的非典疫情，日本全境居然无一人感染，这一点深深得益于日本医疗卫生与疾病防控方面的工作。在公共安全方面，除奥姆真理教这一极端案例，日本国内的公共安全事件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处于较低位置。人们印象中的日本往往就是安全、干净、富裕、文明的形象。

日本唯一处于常态的危机与安全威胁即是自然灾害。尽管自然灾害频发，但相对而言造成的损失往往在可控范围内，日本社会也努力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日本处于全球火山地震带的前线与边缘，虽然万全的准备可以阻止或部分阻止意外的危险，但现实中往往并不存在所谓“万全的准备”，在巨大的灾害与灾难面前，人类的力量仍然十分渺小。人们也不可能为所谓的“万全准备”放弃常态的生产生活，所以准备不全是正常的。

日本的灾害与危机管理体系，对比其他民族与国家都值得称道，其救援能力与效果也不能如其自己一样简单地加以批评。无论是伊势湾台风、阪神地震还是东日本大地震，在灾害之后人们往往能反思其机制，同时在野势力与民众往往也批评政府调配指挥或救援不足的问题。批评与指责并非没有道理，但实际上，这些批评更多地在于事后理性。2010 年1 月12 日，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里氏7.3 级强烈地震，前后共造成22 万人死亡，19 万人受伤，交通严重受阻，通讯大部分中断。而同样级别的阪神地震造成生命损失却小很多。诚然，自然灾害不能简单地对比，但是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其较完善的危机管理能力与救援力量需要给予肯定，这也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杨亮.当代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哲学思考[D].中共中央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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